九八年三月，春分未过，感觉早已经是夏天了。也就是那个月气温最高的那一天，我父亲来了。

　　父亲来的时候我正在茶坪采访。一千多名群众头上顶着白花花的太阳，在山间往又粗又高的水泥电杆上拉架着电线。人声鼎沸，斗志昂扬，红红绿绿五彩缤纷的人群在才透出绿气的山林里显得活泼动人。见有摄像机对着，几个小伙子索性脱了衣服，亮出捂了一冬的白生生的膀子，一边扛着粗大的线圈，一边吆喝着——嘿呀嘿，一边拿眼瞄我们。也就是这时候，传呼响了，说我父亲来了。

　　得知父亲来了，我惊诧万分。思忖再三，无可选择地几乎是慌里慌张地拨通了蓉儿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蓉儿的母亲，当一听出是我的声音，那略带蜜意的“谁呀”立即切换成冰凉的一句“蓉儿不在！”挂了。再接电话是蓉儿。我说我父亲来了。“你父亲来了你咋唬什么呀，你回去不就得了吗。”我一身冷汗，说我在离县城近百里的茶坪山里呀！我父亲可是个眼有毛病的人，六年来连村子口都没走出过，六十岁的人一个人怎么找到电视台的我还不知道呐，现在他正一个人坐在传达室的长椅上呢。

　　“我怎么办呀？总不可能把他带到我家里吧。”过了好久，蓉儿终于透了气。

　　“你那不是还有一把那个家的钥匙吗？”我火了。

　　父亲是妹妹死的那年——一九七五年二月得的眼病，莫名其妙地流泪，看不清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致使我那可爱的小妹妹不明不白地死在二月那个清冷的夜里。此后的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那漂亮的姐姐也永远消逝在绿草和鲜花丛中。在我和蓉儿恋爱期间，我曾把她揽在怀里，以一种凄凄婉婉略带文学情调无数次伤感地给她讲起那个悲剧。

　　在家我不是老大。我说，在我上头还有一个姐姐。母亲在短短三年间，先后生了我们姊妹三人。在那个繁忙的贫困的年代里，母亲用她那两只硕大的乳房，把我们姊妹三人喂养得如同刚出土的花生苗——白净、壮实、欢快。晚上收工归来，昏黄油灯下，我的劳累一天的母亲和父亲常用无比幸福和骄傲的眼神抚摸着我们。他们互敬互爱，体贴无比，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我们家的笑声让左邻右舍嫉妒无比。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妹妹和姐姐的离去而消逝了。

　　当我推开房门，明亮灯光下父亲正独自望着面前一桌丰盛的茶肴，脸上荡漾着久违了的一九七五年以前的那种幸福和满足的表情。见我回来，父亲有些惶遽：“那女娃子做好菜就走了。”父亲说着站起来，墙上的投影佝偻而伶仃。

　　父亲把一枚亮晶晶的钥匙递给我。我知道这是蓉儿让他交给我的。这是她做给我的最后一顿晚餐，不知是出于什么心计，这个平时做饭烧菜都力求简单，敷衍了事的女人在今天这顿饭上下的功夫不可以说不大，丰盛、色香味俱全，几个平素我最爱吃的她却嫌麻烦从不愿做的菜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无比依恋和伤感。为了这套房子的产权，我花去了几年所有积蓄并四处借贷，一切按照蓉儿的设计装修，色调、小物件的摆设……为了这——同样也耗去了她这几年的积蓄。就在这个小家里散发着阵阵甜蜜的馨香的时候，她却要走了。

　　“喝酒。”我举起了杯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父亲的脸上已经变得酡红，他吃得极少，喝得却很多，两只混浊的眼睛开始泛着亮亮的光彩。“还能有谁不晓得你呀，看过电视的人都晓得，名气比我们那县长还大哩。”

　　父亲一脸笑容地望着头顶上那盏造型别致，眩目的灯，“这房子——你买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可以说从来没有在这么明亮的灯光下吃过饭，他的夜晚，也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父亲睡下后，我又喝了几杯酒。隔音良好的屋子里，除了父亲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十分静寂。打开房门，那间满溢柔和灯光的屋子里。一切都和我早上起床时一个模样，床上被单乱成一团，脏衣服四下里都是。半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在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她拿走了所有的她的东西。衣服、相架框、书籍和化妆品……除了请求她看在过去的爱恋上，我已经找不到任何可能重见希望的理由和借口，那只挂在壁灯上的被我们疯狂撕打扯成两块的乳罩，在我眼里早已模糊一团。

　　我父亲那时候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在他带领大家刚把几个荒山包搞成农场后，又忙着挨家挨户修砌沼气池时，他的眼睛出了毛病。那是七五年二月。我说，蓉儿点着头。那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长谈，也是我进城后第一次有人能和我坐这么近，这么专注的看着我，听我说我的家事。静静夜里，明亮灯光下，这次长谈为我们的爱情奠定了基础。回忆当时蓉儿双手捧腮，扑闪扑闪的双眼，那种被感染了的休戚与共的凄迷神情，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副画啊。

　　那可能是那个二月里最寒冷的一个晚上。一家人刚睡下。病了的母亲累了一天，让父亲给咳嗽不停的妹妹拿出药来，眼睛不好使的父亲点燃床头的油灯，要命的是油灯下他没有看清药上医生做的记号，把放在柜角的那堆药中该母亲服的药拿给了妹妹。父亲用棉衣拢着妹妹，看着她就着水，用小指头提起来，一粒药片一粒药片地慢慢咽下去，慢慢地睡过去，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埋葬了妹妹的第三天，父亲在生产队的大会上说，我们要多快好省，每家争取修建一口沼气池，有了沼气池，就有了沼气灯，就不会再像他那样看不清东西把药给月儿喂错的事发生……讲到这里，父亲哭了，我们也哭，二叔和三叔也哭。父亲说，那不是怪他眼不好，是怪油灯不亮，谁叫女人把油灯芯捻那么小呐？——那都是为了省油啊。父亲又哭。

　　蓉儿也流着泪。

　　为了那个理想中的大沼气池，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趁着收工闲暇，队里的一些邻居也来帮忙。

　　妹妹的死去，我和姐姐无比悲伤，在沼气池修建的日子里，我们姐弟没有太多地感觉到因为妹妹的死去留给我们的孤独。在父亲他们挑灯夜战的时候，在母亲的守侯下，我们姐弟相拥着酣然入睡。

　　沼气池建成正是阳春三月的农闲时节，二叔天天跟着牛群去捡粪，回来倒进沼气池里，三叔则和母亲上山去“打青”，眼睛依旧不好的父亲像牵着牛犊一样牵着我和姐姐，去忙队里的事。

　　所谓打青，就是采摘春天新发的青菜绿叶，堆进沼气池沤烂做绿肥，像俗名叫“五朵云”、“野棉花”、“马桑叶”、“黄荆叶”什么的，还有油桐树花，都是沤绿肥的极好原料。

　　每天早上，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背着大小背篓，上山打青成了极显目的景致。大地回春、鸟语花香，处处一片勃然生机。妹妹死去的阴影随着明媚的春天的来到，在母亲心中也逐渐消融，她的脸上开始重新露出了笑容。

　　沼气池的入口让“青”填得严严实实。在三叔每天的比量下，挂在墙上的气压表中的那根水柱也一天天往上升高，终于在姐姐死去的那天早上，三叔量完水柱的刻度后，高兴地说：“今晚你们就可以看见沼气灯了。”“晚上比白天还亮。”这是至今我记得的唯一一句姐姐说的话。姐姐说着，不屑和小伙伴们争论“沼气灯有多亮”这个话题，径直走向那堆积青的沼气池的入口。虽然时过半月，但那沼气池口的青草绿叶却茵绿如故，几枝花儿顽强地探起头来，一如既往地开着，姐姐是想去采摘那些花儿，当她踏上去，刚刚弯下腰，就被那诱人的绿色吞没了。

　　后来母亲像是疯了，每天哭着叫我姐姐和妹妹的名字，骂我那走到哪儿就瘫坐在地上、木头一样的父亲，见了面就跟他要我的姐姐和妹妹，要是父亲敢说一句什么——哪怕只是咕囔一下，就要遭到母亲的乱扑乱打。父亲的一张脸，常被她抓得伤痕道道。不仅如此，母亲一步也不让我离开她的身边，她曾经用一跟绳索把我绑着，另一头栓在她的腰上。时隔多年我一直有一种预感，好象某一天姐姐会象一朵花一样，从那片绿色中轻轻冒出来。

　　听到这里蓉儿泣不成声了。

　　走出村口，我满怀憧憬地走向城市。我要在城市里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要拥有很多的幸福。当蓉儿被我那些家事捕捉的时候，我信心倍增，我像搞研究工作一样精心地去对待每一个采访，把全部的身心投入了工作和我的爱情。

　　蓉儿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个职员，成天活蹦乱跳被别人称着小天鹅，她像有着太多的快乐一样成天满面笑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她那个装备过分现代化的家庭，她的一脸傲气，举止阔绰的父母和兄长，让我感到了我和城市、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蓉儿在我的眼中，是一个让我生活鼓足信心风帆的公主。蓉儿一直为我刻苦好学、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所感动，她无微不至地关照着我。一年以后，我们也和所有的恋人情侣一样，活动地点开始由光亮的地方转向阴暗的处所。我住的是集体宿舍，而她的家中，总弥漫着一片漠然而冰凉的目光。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为能够有一处共同的房子而处心积虑，爱情成熟了，就需要一个窝。我们像所有的青年恋人一样，每天都在急急噪噪地东游西荡，一有机会，就直截了当。后来台里修房子，在蓉儿的奔走下，我有了一个份额。

　　就在我们那种打游击的日子过得腻味的时候，房子修好了。我们一边装饰着这个家，一边对以往那种游荡生活进行疯狂地报复。可是防不胜防，蓉儿怀孕了。

　　母亲怀孕后，跟父亲的关系要稍稍缓和一些了。家里有了二弟一直是别人的闲话，都怪怪地问父亲，你老婆碰都不让你碰一下，是怎么有的呢？父亲那时已不再是队长。队长是同住一个院子的跛子和大秀的爸爸——长得像京剧里的“胡传魁”的秦二棒子。

　　1978年春天，大人小孩脸上都溢着欢乐的笑容，处处荡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声。那年春天，我们的土屋有了电灯的光芒。告别昏黄的油灯，贫穷的一家人被奇异的光亮滋润着，从几间房子牵来牵去的光亮中，大家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福泽。却没有人会想到口头常念叨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竟会来得这般快。我进城的前一年我的二大爷逝世了，让我感叹至今的是那位八十高寿方才仙逝的老人竟连什么是电灯都未曾见过——他是瞎子，在他记忆中，除了太阳和油灯，可能再也没见过比这两样东西更明亮的光芒。当我给他说起城里的晚上比白天还亮，光亮已经干扰得人无法正常过日子的时候，老人唏嘘不已。

　　我说，蓉儿，我们结婚吧。我才发觉了一种不详的征兆。我说我要。从来不惧灯光的她一伸手灭了灯，还没让我任何温存，她又摁亮灯光，慢吞吞地扣着扣子，望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终于掩门而去，几日不归。

　　那家伙像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似的，突然站在我面前。“哈哈，你好你好，常听蓉蓉说起你。”阴谋的政治家似的两眼盯着我的脸，微笑着捏着我的手晃动。告别时还大度地拍拍我的肩膀，钻进车里，那车亮亮猴子屁股似的尾灯，吱地滑了出去。

　　“他就是那个喝酒可以把下属全都喝趴下去的陈大炮的外甥？”我漫不经心地问，“还是你的同学？怕有四十岁吧。”

　　“党校的同学。”蓉儿也漫不经心地说。末了我要她回去住，她说不。拐弯处，我俯首要吻吻她，被她轻轻地歪头避开了。

　　“再过两天我就要调到县委办去了。”她说，“晚安。”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大秀不期而遇。

　　大秀和我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往事。大秀的身上没有她父母的影子，她高高个儿，茁壮结实，皮肤黑里透红，两只大眼睛像两潭幽幽的泉水，灵气动人。1985年初春，我的贫困的家庭再也支付不起我的二十九元八角学杂费，我回到家中。大秀一家正把房子往外搬迁，经过一冬的忙碌，大秀家的新砖房已经建成，原来的老房子成了一片废墟，她的粗壮矮小的母亲披头散发蹲在废墟上收拾着小铁钉、布片、烂口袋什么的。见我背着盖卷回来，她直起身子，肮脏无比的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嘲讽：“咋个了，那娃，又没放假，回来干啥？”

　　和秦二棒子相比，因为有肢体健全的我和二弟两个男娃，尽管贫困，尽管父亲眼不好，尽管先前姐姐和妹妹的离去，母亲仍然觉得富足，觉得这一切都是秦二棒子家永远没法比的。在一次争吵中，母亲说：“你也没啥了不起，不就养个片片货么！你那个连路都走不正的娃今后也能叫男人？”大秀妈由此暗暗记恨在心，

　　“不读了。”我说。

　　“读不起是不是？泥鳅成不了龙王，山鸡变不成凤凰，就在屋里，帮你的瞎爹把你家二娃子带大，后半辈子有钱把房子修一下。”大秀妈摇头晃脑要奚落下去，被背着个大背篓走过去的大秀跑过去把她一搡，才住了嘴。大秀胀红着脸，歉疚地看着我。

　　中午大秀拿了一卷红纸，要我给她家新房写几副对联。我写着，大秀在一旁看着，我的脸滚烫，她的脸红得像笔下的红纸。写好后，大秀又说不会贴，我去帮着把那几副写着“下脚正遇黄道日，上梁恰逢紫微星”之类的对联用饭粒贴好，任秦二棒子一家怎么留，也没有吃那顿饭。大秀躲在一旁抹眼泪。

　　那年我16岁。我已立志成为一个作家。我近乎疯狂地四处借书看，并且和原来我小学的一位老师成了好朋友，他的有限的藏书被我没多久就看完了。

　　1985年夏天，我的那位老师带给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沙汀老先生明天要回来了。傍晚在井边提水我跟相遇的大秀说了这个消息。她问我沙汀是谁？我说是一位著名作家，写了很多书，是我们本地人，年轻时出去，现在才回来。她故做惊讶地问我去不去看看人家。我说，怕是去不成了。我没有一件好一点的可以拜谒老先生的衣服，甚至没有买一个烧饼的钱。“你还是要去看看人家才要得，去学点东西，这对你写书有益处的。”大秀说着，弯腰提水，从低垂的领口，不经意一眼瞥见两只小巧的乳房，顿时我脑子嗡的一声，只觉得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大秀挑着水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慌里慌张、心嗵嗵乱跳的我说：“等一会儿你挑水的时候在井边等我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当我磨磨蹭蹭地把水倒进水缸出来，远远地看见大秀已经站在井边了。大秀从口袋里摸出个纸包，扔进我的水桶，红着脸转身一溜小跑。纸包里是零零散散的15元钱。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步行到县城已经是中午。我四处打听，得知沙汀在文化馆和全县文学青年欢聚一堂。我没有胆量走进去。一身破烂的衣服让我心里没有底。我用大秀给我的钱买了两本学习写作的书，在书店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沙汀的著作，并以半价买了下来，在归家的途中，用大秀给我的钱买了一瓶治水稻虫害的农药，回到家中也不知是深夜几时。

　　一天，村里一群年青人来看我写小说，我说起那天的“经历”。我说我见到了沙汀老先生。沙汀很瘦，但身子很硬朗，他还给我送了本书。我把花半价买的那本沙汀的著作拿出来，递给他们，最后传到大秀手里，大秀的眼中露出无比的喜悦。

　　我用大秀给的钱买的那本书伴我度过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夏天，那瓶治虫害的农药给我家的三亩多水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

　　第二年春天，家中十分平静，母亲和父亲的关系日趋平和，极少有争吵和打闹。父亲沉湎于酒中，母亲则在昏暗破垮的堂屋里早晚三柱香，双手合十，嘴里呢呢哝哝，模样十分虔诚。

　　与大秀的交往。秦二棒子和大秀母亲没有过多干预，只是大秀每每一到我们这里，就会被跛子一声接一声地吆喝回去。

　　那年春天气候很好，两三日的雨水，又两三日的晴天，蜂蝶飞舞，菜花飘香。不比现在，全村的年青人很少走出家门，“打工”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年青人中间开始瘟病一样地流传着一个胡编乱造得极其荒唐下流的手抄本——《少女之心》，连跛子认认真真地都在一个小本上对照着进行抄写。在一个非常无聊的午后，我躺在床上读了那个流传到我手上的小册子，一个连《生理卫生》都没有机会读的少年，对“性”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中半撩面纱的男欢女爱的描写，以及农田汉子们粗野的笑话里，哪里经受得了手抄本中那些淫秽得不堪入目的字眼的侵蚀呢。

　　同样是一个午后，仍旧在我的那间昏暗的土屋里，大秀是什么原因和我坐在一个屋子里，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我们的谈话是从我的莫名其妙的一句“你看那个本本没有”开始的，问后心嗵嗵乱跳犹如疾鼓……当我们扭在一起时我没有忘记掩上房门，拉下蚊帐。母亲早在饭后就去了几个老太婆家商量有关修缮破庙的事，父亲则在三杯酒下肚后迷糊着双眼离开了家门。

　　一阵子手忙脚乱，经过那个小册子侵蚀的我哪里经得这阵仗，还没有进去就丢了。就在这当头，父亲回来了，他推开房门，径直走向床前，撩开蚊帐，大声说：邮递员在村上等你拿信。大秀小罪人般蜷成一团，嘤嘤哭泣，之后不再理我。

　　那段时间我的几首小诗被县文化馆编发，看见未来成功希望的我被一种少年的狂妄自大所笼罩着，当大秀妈托人郑重提出关于亲事的几个附带着诸如二千元礼金之类的条件时，被我一口回绝。一年后，长我一岁的大秀嫁了人。直到1992年春天，我一脸稀泥地从田里往田埂上爬的时候，才第一次看见大秀，她穿着一双高跟鞋，带着个头齐她腰高的儿子从我面前“咄咄”走过。我慌忙低下了头。

　　那天晚上的不期而遇，竟会是在一家名字叫圆梦圆的夜总会。“你烧成灰我也认得出来。”嗅着大秀一身浓郁得让人窒息的脂粉气息，我说。我也是啊。大秀说。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当我把这位满脸是泪的儿时朋友带回家后，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们再次举杯。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悄悄地在她衣服口袋里塞了五百块钱。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大秀在仓皇离去时竟会把她那只小坤包忘在沙发上，当两三日后，蓉儿把五百元钱狠狠地摔在我面前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我像个案情暴露的罪犯似的瘫坐在床上。继而大秀那只坤包向我头上飞来，散落了一床的化妆品和避孕套。

　　当得知蓉儿病了，匆匆赶到医院第一眼看到她躺在妇产科病房里，苍白的面容上满是泪水时，我知道，终于完了。

　　第二天，我给父亲买了套衣服，他穿上挺合身。要他一块儿去公园或者河边走走。他说不，眼不好，看也是白看。他像是有心事似的忐忑不安。

　　我找到蓉儿，对她昨天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提到钱，装饰房子的钱，我说，你要是不急的话，我可不可以缓一下把那笔钱给你。这是一个我故意放出来探测目前蓉儿心态的气球。她像看一个三流演技表演者一样，冷笑着走开了。

　　由于持续的干旱，空气十分粘稠，一种叫“蠓”的小飞虫，密密麻麻的满街飞舞，没人清楚这虫子从哪里来的。没人轻易走出家门，去招惹一身肮脏的小虫子。

　　经过两天的考虑，我决定陪父亲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如果有希望的话，我发誓要不遗余力地去进行治疗。

　　1995年夏天得知二叔被电击死的消息，我和蓉儿回去的时候，蓉儿曾经提过，说今后要是结了婚就攒些钱给父亲治治眼病。

　　我们回去的时候，二叔已经被装殓在棺材里了，家里乱糟糟一团，二婶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一边哭一边向我们叙说着发生的一切。前几天刮风下雨，电线被吹断了，现代生活的家庭已经不再备有蜡烛和煤油之类的东西，二叔去巡线，二婶在漫漫长夜里一直等到天亮也不见他回来。

　　父亲满脸泪水，相濡以沫的患难弟兄，二叔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他对待乡亲的热情友善，乐于助人的往事成了流在乡亲脸上的滂沱泪雨，大家悲号着，三叔扑在棺材上肝肠欲断。蓉儿没见过这场面，也和三婶搂在一起，哭得不忍目睹。

　　从医院出来，父亲步履蹒跚仿佛老了许多。医生要明天去拿结果。他欲言又止表情严肃的样子让我隐约感觉到父亲瘦小的身上除了眼病还隐藏着更严重的什么。

　　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他觉得这眼并没啥不好，虽说时不时有些痛，但已经习惯了，都上了年纪了，还去医治啥呢？再说治也不可能会治得好，他指指左眼说，这只已经死了五六年了，白天和黑夜都是一样的。

　　我抖抖他身上扑满的蠓虫，轻轻扶他上了楼梯。这么些年来，我除了按时给家里托人送点钱回去，很少时间回家，争争吵吵的父母尽管田地里庄稼种得很差，但家里的猪和鸡都喂养得极多，日子反倒比我在家过得富足多了。

　　晚上父亲没有喝酒，新闻播出了茶坪镇电力线路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二万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用电有了根本保障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一群看着彩色电视节目乐不可支的山里人。

　　我问了这几年的收成怎样，父亲说，当然比以前好了。父亲说跛子修了楼房，要是房里的灯、彩电、空调全开着，可以抵上以前一个生产队的用电量。1995年二叔死后，我的这位靠着在绵阳安昌江里挖金塘卖沙石暴富的儿时伙伴，在一位妖冶的女人陪伴下，腆着大肚皮，一跛一瘸地走来，拍拍这个肩又拍拍那个的肩，一副过分夸张的难过表情。他驮着肥胖的脑袋，翻动着油亮的嘴唇对参加丧葬的左邻右舍和村里干部大声说道，安二叔是为我们全村的光亮死的，死得光荣。今后，他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捐款一万元，用来做安二叔的后事，至于他们家娃娃今后读书生活有困难，我会尽力负担。跛子没有食言，傍晚时分，那位妖冶的女人送来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并颐指气使地让村干部“点点”。跛子是我二弟的崇拜偶像。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里，我和父亲始终没有提到二弟。父亲只是说现在生活好了，大家都富了，什么地方变化都大……

　　去年冬天我收到二弟从广元监狱的来信，问我家中父母情况，字里行间透露着悔恨，从工工整整的字体上，我认识到了劳动改造的力量。在信的末尾，他要我给他寄些茶叶和香烟。我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要求，都是蓉儿照着办了。

　　二弟初中刚毕业就迫不及待地跟随了跛子。1994年跛子跑来找我，说二弟偷了他的沙金、要不是看咱们乡邻乡亲，也看在我可怜父母份上，就要把他废了。跛子走后不两天，二弟带着一个年龄明显比他大得多的浓妆艳抹的女人来了。我说跛子来过了。他说真***想杀了他，跛子那***不是人，那些金子都是大家用命和血换来的，他不管你死活，心狠手辣，要是坑子塌了，死个把人，就二三万把命买了。你猜他每天进项多少？二弟伸出指头，有时候是这个数！我把他拉到边上，问那个女人是谁，他说是他女朋友，要求在我们单身宿舍里住下来。我们怎么办。我指着其他几张床，你让我怎么办，我有难了！二弟蛮横地往床上一躺，顺手把那女人扯了下去。

　　我难为情地对同室说，我这小弟弟是从小宠惯了的……同室们表示理解地笑着说没事，大家就共同去打几天游击吧。

　　谁料第二天我走进那间小屋的时候，看见和二弟搂在一起的竟又是另外一个女人……

　　半年后，二弟因为伙同他人入室抢劫被公安局抓获。当我陪伴着母亲到看守所探望他的时候，这家伙开口第一句话竟是“要不是那盏可恶的灯，我***能被搞进来吗？”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开始数落把你养大如何不容易，你哥哥又是如何争气，如何出息……二弟终于也开始落泪，继而扑通地跪在地上，先前玩世不恭的神气一下烟消云散。“哥哥你要救我出去啊……”

　　我扶着目光呆滞的母亲走出那扇铁门。一天来母亲不吃不喝，我有些害怕，找来蓉儿，商量着要留她住几天，“不，家里母猪要下仔了。”母亲拉住我们的手，看着我。“娃，你看能不能把他弄出来？”我摇摇头。“那罪够不够得上炮打脑壳？”“不就抢劫吗，又没伤人命，最多也就三五年时间。”蓉儿说，母亲不再说话。

　　后来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我的二弟在夜里以送加急电报的借口，骗开了一家老夫妻的房门，用胶带将老夫妻两人嘴封了，捆绑成一团，把家里翻腾了个底朝天，最后仓皇逃走。这竟是他们第五次作案。正如二弟在看守所和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说：没有把灯灭了，以致案情很快发现。一位上夜班的邻居归来，看见素来节俭的老两口家里灯火通明，上搂的时候就顺手摁了门铃，谁知不应，疑心大起。还未等到第二天上午，公安局就将着手外逃的二弟他们全部抓获。

　　二弟被判刑十一年。

　　走进医院里的会诊室，几个很有声望的权威正拿着一叠图表，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间我进来，招呼坐下来。“昨天那个是你父亲？”我说是。“你得尽快让你父亲住院手术，”其中一个说，他指着手中的几张图表，“你父亲的右眼已经病变，属于晚期……你怎么就从来没带他来检查呢？”

　　拿着检验报告回到办公室，就听说局长办公室找我。我匆匆忙忙上去，屋子里坐着两个公安局的干警，因为我弟弟的事和工作联系，我认识其中一位，姓马。彼此打了招呼，局长斜了我一眼，客气地给两位干警发了烟、点了火，说出去一下，就走了。

　　“是我弟弟的事吗？”我问。

　　马警察起身将房门掩了，回头招呼我坐下，深深地吸了口香烟，一副办公差的样子。“你认识秦大秀吗？”我说认识，我们小时候是邻居。“她和你有过一段关系？”马警察问。我问什么时候。“前不久。”另一个说。我说是的。马警察示意他的同事拿出什么东西来。那人从包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一张我的照片，是去年全县宣传工作会表彰先进，蓉儿在会场上给我照的，我靠胸拿着证书，满脸笑容。这一定是那天早上大秀走的时候顺手拿去的。“你怎么解释呢？”马警察表情严肃起来。我能说什么呢？说大秀是我儿时伙伴，说我们有一段恋情，说我和蓉儿五年恩爱竟会在几个月里荡然无存，说我那可怜的生命之烛将燃烧殆尽的父亲正在那间空荡荡的房子里为他的心爱的儿子勾画未来蓝图……

　　大概是见我陷入痛苦的沉思，马警察有些心软地拍拍我的肩，“你可能还不知道秦大秀吸毒吧？”我愕然了。“她不仅吸毒，还参与贩毒。”马警察补充道。

　　我只知道她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嫁了人，后来去了远方的一个城市，像所有的农村人到城市创业一样，历尽艰辛，有了一笔足以在全国任何城市里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巨资，尽管后来她的丈夫弃她而去，但属于她名下的传说的那笔资产曾是那样地让我们邻居咋舌不已。

　　正如在我痛苦的心里无法把那个留着粗粗长辩、有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歌词中“小芳”模样的大秀和那个在歌舞厅做三陪小姐的一脸厚厚脂粉的大秀联系起来一样，我怎么也不能够把那个扎着粗粗小辩偷偷往我口袋里塞胡豆的大秀，把那个红着脸往我水桶里扔下15元钱的大秀，把那个小罪人似的蜷成一团嘤嘤哭泣的大秀，把那个含辛茹苦创家立业的大秀，把那个身在风尘良心未泯、真情依旧的大秀和鸦片和可卡因和吗啡和海洛因联系起来。我悲痛不已。我哀求着说我能看看大秀吗。马警察摇摇头。

　　一个上午，我都陷在办公室的椅子里，望着桌子上的检验报告发愣，昔日喧哗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只是每个人从门前走过时都要好奇似地往里探探头，又缩回去，满足似的嚓嚓地走了。临近中午，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经局里研究决定，要我“休息”一周。

　　打开房门，父亲一脸的笑容，说，他准备今天下午赶回去。我说这不行，老远的路。父亲说这节气的白天长，晚上八点也不见天黑。父亲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叠钱，放在桌上。我呆呆地看着他。父亲笑了。挪挪椅子坐下。这是你妈给你的，你以往过了些苦日子，现在房子有了，老婆也有了，就缺个娃，过日子你得知足了。父亲说着，抹抹鼻涕。这钱你去存上，我和你妈吵吵闹闹了半辈子，都是为了儿女，娃再能干，再光荣，犯再大的国法，终究都还是自己的娃，今后要是二娃子回来，你就尽尽力，拿这钱给他讨个女人，生个娃女子啥的，养家人……倒是我们做父母的还不清欠你们的。

　　我擦干眼泪扶着父亲走下楼梯，叫来三轮车，扶父亲坐上去。我说去天龙大饭店。

　　找到蓉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她怎么也不出来，说不想见我，叫别找她。我说是房子的事，过了今晚我永远都不会再找你……我说我在东大街等你，就挂了电话。

　　东大街是一个夜间小吃的市场，街两边长长一溜叫着“烧烤”的行当，生意已经清淡下来，零零落落的食客还在闲聊着，喝着啤酒。那叫着《泰坦尼克号》的美国大片还未来到这个偏僻的城市，但那首《我心依旧》的主题曲却早已风行开来，英格兰民间乐器吹奏出来的凄婉哀绵的乐声在静静的夜空中象灵魂般悠悠飘荡。蓉儿来了。她在我对面坐下，我要来一扎啤酒和两串她最爱吃的烤鸽，她看了看我，把目光移向一盏聚满小虫橘红色的灯，说，你有什么就直说吧。她可能已经看出了我半醉的样子。

　　我准备把房子卖给你。我说。

　　她的表情柔和了些，说你回去吧，有话明天说，说着起身要走。

　　我站起来，把她摁在座位上，笑笑说，我还不至于醉到连意思都表达不明白，明天就没时间了。我拿出房屋产权证和有关手续，递到她的面前。我已经把有关手续办了，你只要去签几个字，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企图的，你总得要结婚是不是，结婚要房子是不是，现在买房子很困难是不是，再说为那房子你也花了不少心思是不是……不过你得给我一半的钱。

　　那你住哪儿？

　　我听不懂那首叫着《我心依旧》的歌中唱了些什么，但那如泣如诉的乐声让我的心猛地颤栗起来，我泪眼迷蒙地捧起那杯扎啤，一饮而尽。我说——我说，我有一个家。

　　当我扶着父亲走向村子的时候，我发现父亲每向前走一步，就好象苍老了一些。他挣开我的手，颤抖着，脸色苍白步履蹒跚地独自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远远的我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那是我的母亲。

　　昨夜的一场雨，一起仿佛又恢复了春天的气息，湿润如水般的野草树木和庄稼，竟绿得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