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争“外史”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更新时间：2004-2-716：05：00本章字数：12265）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志华五十年前六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著俄国关于这场战争的档案解密公布，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从迷雾中一点一点显露。
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９０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著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随著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金日成率６６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苏联人之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其实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反映这一状况。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苏联的目标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各自的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１９４９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出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他一方面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３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覆表示满意。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到１９４９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订”，并将在７月发动进攻。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１９４９年５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７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渖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９月３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县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县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于９月１４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藉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县津半岛和开城地区”。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９月２４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县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著“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藉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１０月１４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１。５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９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藉著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著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县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１月３０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著斯大林的接见。那么，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２～３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１９４５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１９４５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然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卫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１９５１年提供的贷款用于１９５０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３月８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１９５０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１。２～１。３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１。３３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立即答覆，同意朝鲜提前使用１９５１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３月２０日，金日成要求于４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３月３０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纪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２０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著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怎样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著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会否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理由是，这是一次果断的突袭，因为将会有２０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此外，１９６６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金日成在这次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１）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２）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３）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１９５０年３月至４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１９５０年１月至４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卫和退守政策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不过，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１６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４２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１９４９年６～８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３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５月１２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１９４９年５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５月１３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１３日晚２３时３０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５月１４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著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１９４９年５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在渖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１９４９年７、８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１６４师（实员１０，８２１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１６６师（实员１０，３２０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１９４９年７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六个月后提出的。１９５０年１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１６，０００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如为一个师或４～５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１月１１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４月间更换夏装回国。１月２８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１９４９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１９５０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怀廷（AllenS。Whiting）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４月１８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成功地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朝、苏联合发动进攻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５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５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１５～２０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２２～２７天之内完成。
６月２５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６月２６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真实情况：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６月１２日，结束于６月２３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订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６月２４日完成。６月２４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战争开始日代号和发起进攻日代号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各部队于６月２４日２４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２５日）４时４０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２０～４０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１０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３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３～５公里。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县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１２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县津（县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１２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８公里。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两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１，０００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６００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６月２５日５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６月２６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６月２６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县津半岛、开城地区；第６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１、４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２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１２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３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五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十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覆，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五结论结论一：金日成在１９４９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１９５０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世所称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选自《二十一世纪》
中国战争“外史”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幕（更新时间：2004-2-716：35：00本章字数：4825）
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幕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摘自《联合早报》2000-09-24《李光耀回忆录》第三十七章：邓小平时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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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外史”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交还印军武器装备清单（更新时间：2004-2-717：44：00本章字数：1697）
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交还印军武器装备清单苏制米—4直升机1架（堪用）、英制水獭式运输机1架（严重损坏）
美制M—3A3坦克2辆（缺少零件）、汽车117台（50台完好、67台缺少零件）、英制88mm加农炮3门（2门缺少零件、1门严重损坏）、英制88mm榴弹炮18门（14门缺少零件、4门严重损坏）、英制75mm山炮6门（2门缺少零件、4门严重损坏）、英制106。7mm迫击炮7门（缺少零件）、英制81mm迫击炮54门（15门完好、36门缺少零件、3门严重损坏）、英制51mm迫击炮75门（58门完好、17门缺少零件）
重机枪22挺（7挺完好、13挺缺少零件、2挺严重损坏）、美制7。62mm坦克机枪6挺（缺少零件）、英制7。7mm轻机枪261挺（223挺完好、26挺缺少零件、12挺严重损坏）、英制7。7mm轻机枪预备枪管208支（全部完好）、加拿大制9mm冲锋枪552支（488支完好、41支缺少零件、23支严重损坏）、美制7。62mm半自动步枪30支（全部完好）、英制7。7mm步枪2，105支（1，750支完好、306支缺少零件、49支严重损坏）、手枪57支（40支完好、12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信号枪79支（71支完好、4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
美制90mm火箭筒37具（26具完好、8具缺少零件、3具严重损坏）、掷弹筒、枪榴弹发射器12具（11具完好、1具缺少零件）
炮弹22，400余发（全部完好）、、枪弹2，139，000余发（全部完好）、英制7。7mm轻机枪弹匣2，181个（全部完好）、加拿大制9mm冲锋枪弹匣950个（全部完好）、90mm火箭筒弹137发（全部完好）、手榴弹19，357枚（全部完好）、信号弹500发（全部完好）、地雷1，895枚（全部完好）
美制空压机4台（3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推土机7台（6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英制压路机1台（缺少零件）、发电机4部（1部缺少零件、3部严重损坏）、油机2部（全部完好）
电台6部（1部完好、5部严重损坏）、步话机10部（8部完好、2部严重损坏）、电话机7部（1部完好、6部严重损坏）、电池10箱（全部完好）、望远镜30具（全部完好）、降落伞400顶（全部完好）、铁丝网280余捆（全部完好）、园锹、十字镐350把（全部完好）、油桶757个（497个完好、260个破损）、电线5，600m（部分完好）、其他军用器材（包括钢盔、降落伞绳、观察、通信、工兵器材等各一部）、军用大衣、毛毯1，973件（全部完好）、军服2，760余件（2，410余件完好、350余件破旧）、蚊帐、被子、床单等720余件（全部完好）。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缴获：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88mm加农炮13门、88mm榴弹炮36门、75mm山炮12门、106。7mm迫击炮27门、106mm无后座力炮6门、81mm迫击炮142门、51mm迫击炮144门、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772支、火箭筒112具、枪榴弹发射器（掷弹筒）32具、枪弹4，120，591发、炮弹79，720发、手榴弹16，921枚、地雷14，848枚电台（报话机）520部，炮兵观测仪等其他器材735部（具）。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消耗：炮弹22，976发、枪弹701，342发、手榴弹7，080枚、爆破筒64节、炸药2，050k9，喷火油料677L，损坏122mm榴弹炮1门、机枪18挺、长短枪81支、40mm火箭筒2具、电台（步话机）5部、汽车12台。
中国战争“外史”中印边界战争绝密档案（更新时间：2004-2-718：14：00本章字数：3609）
中印边界战争绝密档案中国军队主动撤军至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一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领土上吃了大亏，便宜了印度。我曾经有一本珍宝级的书，叫《中印边界战争》，后来叫人偷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些不广为人知秘密。
大家都知道，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分东线和西线两条战线，东线又有两个战场，亚东战场一线和达旺战场一线，东线是成都军区打的，西线是新疆军区打的。
先说东线达旺战场，为什么先说它哪？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国人最熟悉的麦克马洪线就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印战争的主战场，印军考尔中将的部队就是沿达旺－－邦迪拉－－德让宗一线展开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最早就是在这一战场打响的，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就打垮了达维尔准将的一个旅，俘虏了达维尔准将，打过了麦克马洪线，中国军队宣布就地停战，等待印度回应。在这期间中国军队紧急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应。
中国军队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拿下达旺，但拿下达旺后，一清点战果，发现俘虏的人数与打垮的印军数量相差太大，达不到战前定下的要打出30年边界安全的目标。正好这时藏民来报告说，印军的增援部队分三部分正沿德让宗－－达旺公路展开，准备攻击达旺，战机显现，中国军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沿公路迎击印军，另一路沿贝利小道堵印军的后路，结果把印军一个半旅加一个师部夹在了达旺与邦迪拉之间，这就是中印战争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就有一个战士击溃印军一个炮连，缴获四门大炮。八个战士俘虏180印度兵。
半个紧急凑起来的连（本来这是一个从贝利小道穿插过来的加强连，等从深山密林钻出来一看漫山遍野的印度兵，以为已经没有了成建制的印度军队，也就漫山遍野地抓起了俘虏，收都收不回来了，这个连有更重要的任务），就这半个连的30来名战斗人员，硬是在邦迪拉外阻击了装备齐全的3000印军，印军打了几次冲锋死了几百人还是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师部的参谋向师长建议说，有一条几乎没走过人小路，可以突围，但就是不知还能不能走，师长破口大骂“***，能走不能走就这一条路，不走还在这等死吗？还不快走”。
印军丢弃了所有重武器，沿小路狂奔，后面那半个连还穷追不舍，途中遇到那个连的副连长带的一个重机枪班在桥头阻击，打光所有子弹后，眼睁睁地看着800多印军蜂拥而过。这个连的任务本来就是切断这条小路，副连长带的掩护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连长带的主力却光顾抓俘虏了，但念在阻击印军主力有功（别的穿插部队没有及时赶到），降职使用，连长和副连长就地掉了个。
中国军队沿公里一路狂追，打到了德让宗，其中一个连的先头部队，比逃跑的印军还跑得快，在印度人目瞪口呆的眼皮下，一枪不发，穿城而过，一掉头又把印军堵在了德让宗，就在这个连吃饭休息挖工事时，后面来了一个车队，战士们枪都来不及拿，这个庞大的车队就进了德让宗。
等打下德让宗才知道，车里全是英美两国紧急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先进武器，连封条都没拆，就急急忙忙送到了中国军队的手里，其中就有美国当时最先进的M16步枪。德让宗战斗中，牺牲了一个副教导员（副营级），这是中国军队在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
当时一队中国士兵打的兴起，收不住脚了，只管往前打，突然一个士兵目瞪口呆地就不敢往前走了，后面的人上去一看，妈呀，前面怎么就没有山了，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德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了，打的美国了。指导员一挺肚子骄傲的说，知道啥？前面就是印度次大陆了，再往前你就掉印度洋里了。
战后，中国军队撤军过了达旺（就是第一阶段停战的地方），然后又宣布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就到了俘虏达维尔准将的地方。
东线亚东战常亚东当时距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约110公里，是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地方，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1890年时锡金还是西藏的属地，由哒癞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后锡金部落王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至死不愿发表脱离西藏的宣言。由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清政府西藏事务大臣与英驻印度总督签订加尔哥达条约，锡金脱离西藏（也就是脱离中国），后英属印度找借口发动战争趁机占了亚东。期间英国为了避开晚清政府挑起西藏事端，突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美国政府警告英国，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英国政府已在加尔哥达条约及其他有关条约中予以认可，把英国弄个个大脸红。现在中国政府还在引用这一事例堵美国的嘴。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印度军队在这一地段并没有挑起事端，但驻有一定力量的兵力设防，中国军队突然间用一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进展神速，当时考尔中将乘苏联援助还是由苏联人驾驶的米－8正在此地视察，还没反应过来，直升机就被中国军队缴获，害得考尔中将坐牛拉的敞篷吉普冒雨而逃，要不是一个穿插的连队迷路，劳尔中将就被中国人优待了。这架米－－8直升机就是中国缴获的唯一一架印军的直升机，中国战后对外宣布归还所缴获的印军的一切装备，但这架直升机没还。
战后一直以为中国从亚东撤军了，撤到了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巧了，今天央视10套正好播放了一段这一地区的片子，一看，这里现在叫亚东县，边界又回到了当时锡金脱离西藏时的地方，就是清政府设立海关的地方。PLA不仅没退，还前出了不少。真是大快人心。
再说西线，西线地区广阔，也有个类似于麦克马洪线的XXX线，也是英国人搞得鬼，印度在现在的边界谈判中还在坚持这一条早已不存在的线，事关重大呀，近30万平方公里。
西线中国军队反击时，印军在狮泉河（现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整个地区是一个营的兵力，滚雷英雄罗光喜（四川人，不知大家还记得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斑公湖地区驻有一个半连的兵力。当时新疆军区的部队，一直打过了喜马拉雅山脉，离新德里就300多公里，吓得印度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
战后中国军队是撤军了，但也没退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现在离狮泉河最近的边防站，从狮泉河出发，座两天汽车，再走两天路才能到达。离斑公湖最近的边防站，也有120公里以上。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
大家看清了吧，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共拿回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在中印边界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万平方公里，你能想象它有多大吗？现在你明白了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以现有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印度为什么死活不答应的道理了吧。
（小插曲）
1962年在西线参加中印边界反击作战的部队，他的前身来自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野7纵1师，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雄师劲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里（截止目前为止）自解放后唯一一支参加过所有重大战争的部队。目前该师虎踞中原，装备精良，正在向飞翔的中国“飞虎军”发展，是一支中央信得过，人民可依赖，大小敌人都害怕的王牌部队。如果非要把他和外军比一比，就好比是美国的陆军第82空降师。
该师在参加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作战中前出西线，一直从中印边界打到印度热带雨林，先后消灭印度王牌军“锡克”旅和“廓尔柯”营等部队，后者被称为世界上自有军队以来“最优秀”、“最顽强”、“最有战斗力”、“最让敌人恐惧”的全部由尼伯尔士兵组成的部队。结果在我XXX师56式步枪迸发着慑人心魄寒光的刺刀下，这些手持弯刀“有史以来最牛B的军队”土崩瓦解！得到被全歼的悲惨命运！该师先头部队从海拔6000米的高原一直打到离新德里只有300公里的恒河边上，全师的冬装已经全部被荆棘扯烂，战士们穿着好象是“棉裤衩”似的半截子棉裤进行战斗，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世界舆论大哗。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该师准备一直打到新德里。此时的新德里已经混乱到了极点，全国上亿印度难民向安全地区涌去。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也气急败坏大叫大嚷，但是，也都是只运送军事装备不敢出兵。一直到该师接到后面赶来的通讯部队的中央军委书面命令才班师回国。回国后，中央军委嘉奖该师排以上干部每人一块从印军手里缴获的瑞士“瓦斯针”军用手表，后来，该师一直流传一句话“有了瓦斯针，不怕胡子深”，找对象时对方一看解放军有瓦斯针手表，即知道是XXX师干部，该师未娶女眷的干部成了驻地美貌女子首选的“白马王子”。
中国战争“外史”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解析！？
（更新时间：2004-2-718：24：00本章字数：5690）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中国边防部队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战略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甚至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然而，苏联领导人此后怀恨在心，翌年即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并于1960年夏天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此后，苏联领导人为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又在边界上制造事端。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端。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己有。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等人决定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其实主要应从当时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在“反修”斗争中的一些政策确有值得反思之处，然而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其大方向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对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时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边界纠纷却日益增多。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又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平时无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该岛东部与苏联相距则达400余米。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就这一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未解决，此后双方边防人员都不时上岛巡逻。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搡、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苏联边防军挑起这些事件，只能被看作苏联领导人对动乱中的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此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防修”，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两国军队都出动到领土有争议的地区，自然会使边境冲突处于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而在斗争中吃亏。如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殴斗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苏军一般出动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1969年春天，中国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小小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写照。随后发生的规模并不大的武装冲突，其实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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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外史”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更新时间：2004-2-719：07：00本章字数：7182）
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中华民国政府军？？“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40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41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
（二）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坚持艰苦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中华民国政府军？“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主要战役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坚持领导的长期浴血抗战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48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yi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53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55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中国战争“外史”呐喊“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包括蒙古”
（更新时间：2004-2-719：30：00本章字数：5793）
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包括蒙古！
‘蒙古国‘＿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第二大的“内陆国”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我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感到尴尬。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才好。一两句话说不清，说多了又难免把握不住立场。我只是奇怪，对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这么一大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的土地丢掉了就彻底算了？连一丝印象都不能保留在人们的心中吗？照这样下去，那么将来如果台湾彻底丢掉了，再过四、五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对我们今天为国家的统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和代价遗忘个一干二净。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计，必须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加以充实。有关蒙古的事情也必须向国人讲清楚（还有大量其它的事情）。如果国家教委哪位领导看到此信，应当扪心自问，深深反省。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７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早知道他们今天会全盘西化，当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结盟，而决不咽下斯大林的那口恶气）。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我不用逝世这个词）。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象走狗一样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大骂中国。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兴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当初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强大的苏俄的怀抱。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去蒙古国访问，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蒙古的确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我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充分证明了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我当时就在想，蒙古离开我们并不久远，难到要永远地分离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了解历史。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公正可言，落后就要挨打被欺。为此，蒙古独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应当在教科书中加以体现。对蒙古的独立过程，我们不能彻底遗忘。今天，台湾问题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为此，每一个有种的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要把建设祖国做为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一定要强大，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还有一点点的联系。现在台湾当局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我看可以对台湾的说法加以补充，即在统一的前提下，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然后以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或许将来还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但愿我们的祖国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
中国战争“外史”钓鱼岛主权与战略价值（更新时间：2004-2-1420：00：00本章字数：3206）
钓鱼岛主权与战略价值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们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利益乃交往的筹码”，这种利益至上的原则支配著各国政治与外交行为。日本国内的某些人对钓鱼岛的狂妄之言和无礼之举，正是出于对这不大的海上荒岛主权归属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垂涎。说穿了，日本与我争夺钓鱼列岛的权所有，不是为了几座荒岛而发。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寻找钓鱼列岛主权的源头不难发现，中日之间对此真正有所争议并形成第一次争端高潮的时间是本世纪７０年代初。在此之前的近百年内，包括二战结束后的２０余年时间，日本都是在偷偷摸摸地干著窃取钓鱼岛主权的勾当。１９６８年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通过对台湾海峡以北海底资源的勘测，发现括钓鱼列岛在内地广大东海海域蕴藏著十分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这使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日本对这一地区发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日本政府才在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了对钓鱼列岛的主权要求。换言之，如果不是对新发现资源占有欲望的驱使，很难说日本会在这一时候提出它的所谓主权的问题。１９６９年５月，日本冲绳县八重山岛公所派出水警和工程队，登上钓鱼岛并设立了水泥标柱式“国标”，还欲盖弥彰地在岛上清除了中国人留下的痕迹。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日本有关机构通过法律，确认所谓“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种种措施加速钓鱼岛的“日本国土化”进程，不仅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还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往钓鱼岛，并非法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这就是日本占领钓鱼岛的真实用意！当我们从这一视角去观察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时，便不难发现，日方关于这些岛屿归属上的举措颇具战略意义。因为无论是岛屿周围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也好，还是小岛本身的军事价值也罢，可以说都对日本有利益悠关的重要意义。
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可达３０－７０亿吨，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量达１５万吨，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进入９０年代，随著《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签订，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日本海上扩张意识日益膨胀。而日本实现扩张的策略就是占领岛屿从而获取岛屿拥有的海洋区域。日本国内一些出版物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写的《迈向海洋开发利用新世纪》一书中，公然将一些有主权争议和位置重要的岛屿，作为“对扩大与前苏联、朝鲜、韩国、中国等邻国海洋经济区的边界线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该书还露骨地提出，假如达不到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要求，“日本海洋经济区只限于４个主岛海岸２００海里水域内。”日本将减少２００万平方公里海洋经济区域，仅拥有２５０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就此日本外务省也承认，如占有钓鱼岛，日本将大大增加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多约２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无怪乎有人将钓鱼岛视为日本染指东海大陆架丰富资源的唯一根据地。这就是日本无理强硬坚持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首要因素。然而，首要并非是唯一的。促使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强硬立场尚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著十分重要、但并不为人多知的军事价值。众所周知，在我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我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我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琉球国曾与我国有２０００年的历史渊缘和５００年的藩属关系。后者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琉球国一直向中国中央政府呈进贡品。但在１８７９年，一直企图实现海上南下扩张政策的日本实现了它对琉球的觊觎已久的吞并野心。琉球一失，我台、澎等岛的安全即显危象：完全暴露于日本南下扩张征途的正面。终于，在甲午之战以后，台、澎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二战之后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并且无法突破战争罪责给其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仍然叫嚷“台湾归属未定”。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１２０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事实上，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对日本来说，由于它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因此防御纵深十分短浅。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１２０公里。在战争爆发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空中与海上的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在二战后期，日本就已吃过这种国土地形之苦，盟军利用它给日本本土以沉重的打击。因此，从一方面来说日本急欲扩大其军事防御的范围，使其军事力量前出四岛建立前沿，才可对其海上安全更加有利。从另一方面讲，日本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以将其所谓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３００多公里。这正符合日本一些人企图推行海上扩张政策的政治意图。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方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同时，正如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所指出的，钓鱼岛既适合建立电子警戒装置，也可设置导弹。这意味著日本可在此建立一个本土以外的军事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并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可以说，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７０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
对我方而言，钓鱼列岛处在台湾岛东北最远端，直接与琉球诸岛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它正处于我国大陆与日本冲绳之中，东西各距２００海里。其前沿位置不仅对台湾岛的军事防御意义重大，而且对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响。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我东部沿海一般仅３００－５００海里。二战后，美国已将它建成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的中心环节之一，战后美海军一直在冲绳中城湾基地驻扎著包括５个分队的太平洋舰队第一两栖大队。美国一直注视这里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已经对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如果钓鱼岛再被日本永久霸占，为美日安保体制下迅速发展的日本军事力量得以据此向西扩张，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说其不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潜在或现实的威胁。从国家利益的长远发展看，大陆与台湾一定会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台湾海峡对我国国防建设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改观，我军将有可能利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加强我国防实力，甚至将其作为中国沿海实施作战的依托，相反，如果日本依托距台湾岛仅１２０海里的钓鱼岛对海峡进行监视，甚至对我利用海峡进行军事行动实施干扰，将严重削弱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也将大大不利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也会对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钓鱼岛的战略价值是重大的，它不仅在于岛屿本身７平方公里的主权标志，而且在于其潜在的经济与军事价值。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这乃是国家利益的要求。